央企走出去风险控制与前景展望

央企“走出去”：风险控制与前景展望

入世十年特别圆桌：　　中国加入WTO十周年，中央企业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央企“走出去”有哪些风险，如何控制，未来前景如何，一直是央企高管们着力思考的问题。　　50位央企高层日前齐聚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热烈探讨央企如何更好“走出去”。　　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3172.1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7位。2010年，投资流量再创新高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跃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　　为何“走出去”？　　相当一部分央企“走出去”，是为了解决资源难题和自身转型的需要。　　武钢集团总公司总法律顾问、总经理助理刘新权说，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定要与自身的发展战略相吻合。近些年来，钢企绝大部分的利润因上游国际矿石涨价被蚕食，因此，武钢的“走出去”是被“逼”出去的，其“十二五”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保障武钢的矿石基本自给。　　另外一家大型央企中国铝业则是出于企业战略转型的考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罗建川表示，中铝以前产品品种过于单一，应对风险的能力比较差，发展受制约。中铝规划从单一的铝业公司发展成为具有铝、铜、稀有稀土等九大业务板块的世界一流矿业公司，并力争通过3~5年时间跨入全球十大矿业公司行列。　　罗建川说，这几年“走出去”最大的体会是，要紧紧围绕国家需要和公司的发展战略，制定清晰的海外投资战略，指导海外业务发展，在战略层面控制风险，“不是你熟悉的事情，没有优势的事情不要去干。”　　这方面的一个教训是一家中央企业较早地实现了“走出去”，但是由于没能判断好方向，以及缺乏对海外市场的了解，海外投资屡次失败。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董事张建卫说，一个企业“走出去”要有非常清晰的战略，要紧紧围绕主营业务。把竞争优势迅速转化为核心竞争力。　　“央企‘走出去’很多时候只是做大做强，盲目追求扩张，对于追求利益的意识不是非常清晰。‘走出去’的目的还应是为了创造价值，把创造价值作为企业的核心发展战略。”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点评道。　　风险控制第一位　　明确了要“走出去”只是第一步，如何“走出去”才是现在企业高层最关注的。过去四五年间，中国企业在海外屡次出手并购，既有成功，也有惨痛的教训。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罗群认为，在海外的发展既要积极尝试，也要把握节奏。“在发展过程当中，管理能力和发展速度要匹配。比如开车60公里的速度快还是100公里速度快，还是150公里的速度快，这个不在于车，而是在于驾驶员的水平和路况。”　　在这一点上，几家央企负责人都认为不能用中国国内看法和办事思维进行国际并购，要“穿国际鞋，走国际路”。　　一家央企负责人举例说，他们曾经想要在澳大利亚建设一座桥，国内的专家去了以后，说该桥500万元人民币在中国可以搞定。但后来在当地测算后发现，花5600万澳元(约合3.6亿元人民币)还不一定能做。　　“因为标准是不一样的，过桥那个地方，正好是海龟产卵的地方，国外环境保护关于生物的多样性是最重要的。需要申请保护措施，保护措施花了很多钱，专家讨论了一下午，要5600多万澳元。”上述央企负责人说。　　罗建川说，“走出去”一定要在操作层面上控制风险。比如，要进行严格的尽职调查，在这方面要舍得花钱聘请世界一流的律师事务所。“和西方发达公司合作，他们的合同范本交给你讨论，你千万要小心，因为里面可能有非常多的陷阱。”　　“我们对内部的经营环境和核心业务流程很熟悉，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因此，一旦‘走出去’，很容易把现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职能简单地复制、延伸到国外项目上去，这本身就蕴含着很大的风险。”刘新权表示，“应该与国际商业惯例结合去做好项目的运营管理。”这方面一个比较明显的体现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出去以后都想要控股，派董事、监事，而这些事情谈起来最难，是西方公司最难理解的。　　罗建川说：“当董事了以后他们肯定会戒备。对于股权的收益监管应该再认识，应该尽可能放心。”　　这种思维惯性的体现还在招投标方面，一些中国企业在国内和政府协调，低价中标，然后承包商从管理理念要效益，或者通过和业主商量变更合同，把钱返回来。“但是国际市场不一样，你不能用中国式的方法打国际市场。”一家在海外有过多年投标经验的央企负责人说。　　另外一个层面是决策机制随意和中国式思维。　　“在中国企业里面，尤其是国企，在项目决策阶段主要表现为‘急于求成’，表面上符合集体决策程序，实际上决策于法律、技术、财务尽职调查完成之前，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位央企高层表示，“在商务谈判阶段，决策层要对核心条款确定底线和谈判方案，由投资、财务、法律和技术等方面专业人员组成谈判和保障团队，对合资协议等法律文件不能搞所谓‘求大同存小异’，给今后项目运行带来隐患。”　　“谈判看似非常微观，归根到底还是体制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到底是个人决策还是集体决策的过程，领导对于个人决策可以很快速地制定一个战略或者确定一个方向。如果这个方向是对的，有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如果是错的，所造成的损失也将会非常的巨大。”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华表示。　　据刘新权介绍，为降低“走出去”的决策风险，武钢决策层对每个境外投资项目的各类风险充分考量，通过“三确认”来规避风险：一是确认风险源，如项目所在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法律风险；二是确认防范化解风险的措施；三是确认落实防范化解措施的责任人。　　罗建川还建议，海外投资一定要有退出机制，必须坚持有进有退，每个时间点如何退出要想清楚。　　这得到了罗群的赞同，“有止损和退出机制，这样可以保证有最后一道防线。”　　王华也赞同退出机制的重要性，“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时候，当他们‘结婚’的那一天已经考虑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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