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谷的清醒与困惑

创新谷的清醒与困惑

“在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后，我们这里都快要成为一个‘旅游 ’景点了。不时要接待各级地方政府及行业人士到访。”深圳创新谷科技有限公司(创新谷)联合创始人、CEO肖旭告诉记者，他正忙着准备接待国家有关部委领导的现场调研，后者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充分了解国家相关扶持政策还需要做出哪些调整。　　作为国内知名的移动互联网+孵化器，创新谷迄今已成功地帮助了超级课程表、礼物说、大家投、兼职猫等几十支团队成长。例如超级课程表项目、礼物说项目，进入创新谷两年，两家公司分别以8000万美元估值拿到国际最著名风险投资机构红杉资本的投资，成为行业近两年移动互联网+创业快速成功的经典案例；兼职猫项目创始人王锐旭受邀参加李克强总理在中南海主特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座谈会；大家投作为中国最早的股权众筹平台，在行业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等等。

“创新谷的优势不在场地和规模、而在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孵化逻辑与业务流程，而通过成功案例，验证了这套逻辑与流程的有效性，从而开创和构建了移动互联网领域创业孵化的新模式。创新谷的核心价值在于帮助创业者提升其创业成功率。” 　　肖旭介绍。　　不过，肖旭也坦言，由于行业发展太快，国家相关扶持政策仍存在调整空间。比如在政府服务购买上，国家为了扶持大众创业，现在很多政策都落实到了创业者身上。个人建议可以换个思路，重点对各种协会、中介组织、投资机构、孵化器进行专门的资助，利用这些中介组织来放大财政扶持资金效果。　　此外，针对天使投资、创业投资方面的税收政策也存在不同的征收标准。目前，大部分投资资金采用合伙基金方式，对合伙企业中的个人投资者是按35%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个人投资者直接投资则是按20%的税率征收。上述不同的征收标准不利于投资基金的发展。　　实践中，尽管有部分地方针对合伙基金LP不参与实际经营按20%的税率征收，但由于税收管理权限收紧，一些地方税务机构就陆续取消了优惠政策，如深圳前海。此外，不同合伙基金会利用各自的项目资源进行合作，但在投资收益分配时，会存在重复税负问题。　　模式：孵化+天使投资　　肖旭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不同于传统孵化器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扮演一个“二房东”的角色，创新谷打造的是“孵化+天使投资”的模式。　　“真正的天使投资人不应该告诉创业者怎么去‘拚刺刀’，讲解‘拚刺刀’的具体运作，而是应该指导创业者把握至高点，在行业资源上提供帮助，即把孵化器的环境培育好，把孵化器的温度、湿度调节好，把周边的资源配置好，做一个价值孵化的倡导者。无疑，成功的案例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要看看你的学生中有没有考上名校的。”肖旭说。　　为此，创新谷2015年提出了创业孵化的2.0版本—盗梦空间计划。即在创新谷现有模式的基础上，新建一处全新的场地、一个全新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一套全新概念的众创模式和流程。　　目前，创新谷已与联想之星、京东JD+、清科、飞马旅、3W咖啡等30多家创业服务机构共同进驻深圳湾创业广场。“肖旭称，”后者已成为深圳南山区乃至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创业投资的核心地带，是流量的汇聚地。在这个地区开展盗梦空间的工作，具有较强的标志意义。　　肖旭表示，盗梦空间模式的提出，源于在孵化器运营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移动互联网的创业成功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绝大多数创业者的idea过于粗陋，根本不可能成功，但却在这些idea上面浪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二是，很多创业者面临技术实现的障碍，拖延了创业项目的发展速度，因失速导致失败。　　针对这两个行业痛点，创新谷经过反复论证，借鉴了美国 Hackthon和Startup 　　Weekend等模式的经验，设计了“盗梦空间”的模式，并在创新谷进行了试运营后作进一步推广。　　“因为点子为出题者即投资人所出，因而其商业模式不需赘述，只需重点考察团队的执行力。” 　　肖旭说，但他同时表示，目前移动互联企业大多数处于发展的早期，而早期企业的投资决策与投后管理与成熟企业乃至成长期企业都有非常大的不同。如果没有充足的早期企业管理经验，没有足够的行业理解帮助企业把握方向，没有足够的资源为企业提供附加价值，则投资的风险非常大。　　此外，移动互联产业是全球IT行业发展的热点，其开放性、扩展性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其发展一定是全球性的，甚至早期企业就会与国际顶级厂商或国际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密切的互动。因此，要把握行业的发展方向，要为受资企业提供最有价值的附加服务，必须有一个全球化的视角，对于国际最新技术的动向以及国外新兴企业有非常及时而深入的了解。　　“创新谷要确保真正与硅谷的创投界对接，真正和硅谷的投资同步。此前，创新谷已经在硅谷投资了10个创业项目。” 　　肖旭称。“通过与当地的风险资本密切发生关系，我们可以真正了解硅谷在做什么，获悉移动互联网的最新动向，做到与硅谷资源实时同步。”　　困惑：政策调整空间　　在肖旭看来，国家对于孵化器的财政补贴政策存在调整空间。“尽管之前也有过调整，但感觉帽子戴到头上并不合适。按照现有政策要求，孵化器场地面积的大小还是一个必要条件，即场地规模最低不能低于3000平方米。在场地导向上，场地规模则是越大越好。”肖旭直言。“个人认为，应该以是否有过成功案例的标准来衡量，评分标准也可以优化。比如从孵化计划、创业环境的营造等方面设立评分标准。”　　此外，在规划对资金的用途时，甚至还对服务器的数量提出了具体要求。有些机构为了获得财政补贴，甚至硬着头皮，按照申报要求设立类似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来讲一个故事，自圆其说，此举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评分和评判方便。　　“我们认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并不是一个必备的要素，不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也不适应现在的市场需求。” 　　肖旭称。“我们能够理解，政府为了避免腐败也面临两难。毕竟政府应持中立立场，不能定向支持一家企业。有些规则通常是软性的指标，不太好加以量化来突破规则。但是，拘泥于上述规则的话，就算钱批下来的话，大学都会觉得不自然。在硬性指标如何认定上，要以适应市场发展要求为宜。”　　肖旭表示，财政补贴的模式不应该成为政府鼓励发展的主流模式。最终，这样做导致的结果是，政府把大量的钱给了规模很大的企业，希望通过税收的方式再拿回来。而真正的公共服务平台拿到的钱却很少。同理，政府的钱也给不到创业者身上。　　让肖旭感到欣慰的是，2014年12月9日，国务院正式公布“国发〔2014〕6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全面清理各地方针对企业的税收、财政补贴等相关优惠政策了，这就意味着国家不允许地方政府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来直接扶持，代之以地方政府通过引导基金等间接投资方式来引导社会资本。　　“不过，我们在与地方政府交流时得知，文件虽然下发了，但在落实层面却是不了了之。甚至有地方政府存在抵触情绪。主要是行政权力对于地方税收刺激是一个更大的杠杆。没有了这个行政权力，地方政府兴趣不大。” 　　肖旭如是说。　　“其实，引导基金是天然合理的模式。其合理性在于，资金是用在当地，而且政府引导基金投资之后对外部资金很有吸引力。最大的亮点在于，政府主动放弃了项目的主导权、裁判权，一切交由市场来决定。当然，市场也会聪明地把钱投出去，并交由专业机构来打理。这样，可以让很多的创业企业拿到了急需发展的资金，间接感受到了政府的‘阳光雨露’。”　　不论是2013年2月成立的宁波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还是2014年12月17日成立的上海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抑或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400亿规模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起步价均在5亿元以上。　　“而这意味着，单笔投资最少不会低于1000万元。按照这样的标准是不会去投早期的创业企业。因此，一般规模的天使投资机构去申请是很难的。如果把门槛降下来，比如降至5000万元的话，就可以大大地激活生产力。” 　　肖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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